编者按
饶宗颐自学成才，精通古文字，甲骨文和梵文，金石、考据和敦煌学，且在古琴、诗词、绘画、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饶宗颐从一九六八年起，受聘新加坡大学，这五年的聘期是他一段特殊时期，一般关注较少。《上座传经事已微》一书对执教新加坡时期的饶宗颐做了细致考察。
饶宗颐很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国学大师，更是香港的文化符号；反过来，饶宗颐是香港的文化符号，更是当代中国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成名成家，与历史时代和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海内与海外，国内与国际，始终是饶宗颐学术人生与心灵寄托的两大维度。饶宗颐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其对国学的深厚造诣，而且在于其作为通儒的赤子丹心。国学与中华情，海外华人与中国心，凝聚于一身。在东亚，与当时国共海峡两岸分离、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相对应，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统称为“残剩中国”（Residual China）。国际冷战背景下，“残剩中国”被西方想象建构为一个分散与边缘的地缘政治单元，而又成为统一的研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分析单元；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对外隔绝，西方汉学家无法实地进行研究，这些地区也成为西方汉学家替代研究整个中国的实地场域和样板模型。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相对于新中国而言，弗里德曼“残剩中国”的概念主要指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地理板块的边缘性与碎片化的政治特征，以及私有化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然而，几十年后，这一概念所没有阐发的当代涵义应该更包括中国传统风俗习惯承继的文化特征，即以后所发展类似的“文化中国”的概念。与“文化中国”去政治化的族群文化政治概念不同的是，“残剩中国”概念背后长期被忽视的历史文化传统内涵却很有鲜明对比的启发性。
经过近百年现代性历程和社会变迁，回过头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如今更是足见弥珍。港、澳、台等地区各自拥有了一批来自中国大陆、具有深厚中国文化情结的杰出学者、国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例如历史学家钱穆、小说家金庸、歌词作家庄奴和国学大师饶宗颐，他们各自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元素，成为引领各自领域风骚的社会文化符号。这一时期，与欧美大学留学背景的中国汉学学者在西方大学之间流动不同，一批受中文教育背景的汉学学者，主要集聚和流动在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几十年来，正是这些杰出的学人成为境外中国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脐带和传播的重要符号，其中饶宗颐作为香港的杰出国学大师而熠熠生辉，是当之无愧的。
在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重塑了东南亚各国一系列重大内外权力关系版图，东南亚华侨社会面临着严重冲击。一九五五年，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正式宣布创办，这是国外第一家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牵动着东南亚华人社会千千万万学子及其家庭的心。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被迫离开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新加坡走上一条立足于自身国情和地区区情的独特发展道路。一九六八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东南亚研究院。几乎同时，美越战争升级，地区安全政治形势与新马国内工运、学运、游击战，一外一内，给东南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新加坡南洋大学主楼旧址（来源：wikipedia.org）与此相对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国际海外汉学与新兴东南亚学者，纷纷云集新马两国。在中国大陆被封锁的几十年里，中国台、港、澳与新、马一直成为国际亚洲研究、国际汉学、国际资本流动和海外华人社会文化流动互动交汇的重要平台和关键支撑点。这一时期，在区域内，作为华社族群语言文化符号的教育政策与去中国化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的对外政策，相互交织，甚至冲突；在地化的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与中国中心的文史哲传统汉学研究，开始分野，各自发展，前者越来越受到重视，后者显得越来越落寞。与此同时，与汉学截然不同的发展局面是，东南亚研究则开始风生水起，地区内本土的东南亚研究与地区外的国际东南亚研究相互呼应，开始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
在更广阔的政治文化知识脉络谱系中，归纳起来，至少四大维度的转型进程，对理解把握饶宗颐，应该非常重要。其一，是中国从几千年的传统到一百多年的现代性转型进程。其二，是中国自古至今对外文化长期交流互动进程。其三，是“二战”后开始的冷战、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中国对外重新开放、香港、澳门回归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其四，香港与新加坡同为亚洲四小龙的两个华人为主的耀眼城市，分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与现代性的明珠，也是英联邦内华人学者（无论英文教育还是中文教育）国际化互动与流动的交汇平台。鉴此，作为伟大变迁的亲历者、承继者、与时俱进者，饶宗颐恰好成为处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国家与民族、海外华人社会之间交汇代表性的国家文化符号。而长期定居香港的饶宗颐，更使这种文化符号赋予历史与当代特殊的意识形态涵义。这种国家文化符号人物包括北京大学的季羡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锺书和中山大学的陈寅恪。
饶宗颐学术上的特殊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其一，他是自学成才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饱读经书，能成为国际学界承认的国学大师，本身非常具有励志的社会效应。其二，饶氏精通古文字，甲骨文和梵文，金石、考据和敦煌学，样样都是绝学，不是一般学者能够比肩的。其三，饶氏聚中国古典学者技艺于一身，是当代通儒，古琴、诗词、绘画、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更是罕见。作为汉学家的饶宗颐，成名始终却在境外，他与印度、日本、美国及欧洲的汉学大儒联系密切，一九六二年荣获国际上声誉极高的西方汉学奖法国“儒莲奖”，更是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一九六八年秋，饶宗颐正式抵达星洲，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对饶宗颐在新加坡这段重要岁月的研究，对理解饶宗颐的整个学术人生和新加坡当时重要转型时期的汉学教研状况，很重要。杨斌博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十二年中，敏锐地捕捉了这个重要的文化与学术课题，在一个非常恰当的年份和地点推出了《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这部厚实而重要的专题著作，可喜可贺。
《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来源：jaostudies.com）
本书正文共六章，分别题为“南征”“著述订补”“南洋史地”“南洋学案”“交游”“诗史”，关注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执教岁月的主要问题，涉及饶宗颐受聘的各个技术性细节，叙述了新加坡华文学界专业学术团体南洋学会和新社及其学刊的互动，考订了饶宗颐在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特别是古史研究、华文金石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原了著名南洋学案“蒲罗中”论战的全部经过，勾勒出饶宗颐在新加坡交游的社会文化脉络，通篇富于历史史料的扎实性和历史学人的想象力，不简单。饶有趣味的是，书中结语一章，作者以中华文史为经，以香港和星洲为纬，在饶氏学术人生长河的透视中，对饶氏在新加坡大学的五年聘期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简要述评，感叹对比：“香港、香港”与“南洋、南洋”!诚如作者言：“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十年，前五年基本在新加坡，饶宗颐郁郁不乐；后五年在香港，饶宗颐又如鱼得水。到了七十年代末，谁也无法否认，饶宗颐已经是一代宗师，是中华文化圈和国际汉学界的通儒”（345页）。所以，就个人事业发展而言，如果说，饶氏从香港赴南洋是荣任；那么，饶氏从南洋回香港也很难说不是荣归。回归香港，就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无疑是一样的荣光。作者言“蹩脚的双城记”，虽欲言又止，而“上座传经事已微”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直抒胸臆、直接点题，发人深省。在已经出版的几种饶宗颐学述与传记著作中，作为专业的历史学人杨斌的这本专业学术著作，应该是别具一格的。该书的学术重要性相信不仅是因为饶宗颐课题本身，而是因为时段与地域的重要性和专业的高质量。鉴于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并未留下档案记录，著述主要依据已经发表的饶著、《南洋学报》和《新社学报》《新社季刊》、其学生和同事的记述回忆，以及口述历史和实地考察，生动而详实地呈现了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的学术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脉络。有鉴于此，关于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的教学和系务的重要内容，很遗憾地无法涉及。同样，关于饶宗颐在台湾 “中研院 ”和美国耶鲁大学两次客座访问也几乎不能专门记述，这两次访问一年半时间占据饶氏在星洲短短五年的近三分之一，同样令人扼腕。究其实，除了资料匮乏外，可能与没有利用新加坡官方档案、报章资料和其他地方重要收藏史料有关，也与作者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完成此论著有关，同时与作者主要是为了撰写一篇长文而非专著的初衷应该不无关系。当然，由于时间仓促，编辑不到位，书中明显出现有些语句重复和打字错误的地方。希望在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能够在背景拓展、事件分析、人物性格和主题彰显上，进一步精雕细琢。《寓研于教——饶宗颐教授在香港大学的十六年》展览海报（来源：jaostudies.com）
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都是很特别的地方；无论是饶宗颐本人，还是饶宗颐的时代，同样地，也是很特别的；饶宗颐滞港、抵新与返港的时机，也同样是机缘巧合的。一九四九年，因机缘巧合饶宗颐滞留香港，旋即受林仰山教授（F. S. Drake）赏识被聘任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从此人生轨迹突变。一九六八年，饶宗颐赴新加坡大学履新，荣任中文系首位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事业更是如日中天。实际上，从一九六六年饶宗颐接受新加坡大学聘书，到一九六八年他正式履新，虽然前后相差只有两年时间，然而，新加坡国内与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已然大不相同。与其说这是新加坡的国家学术任命，毋宁说更关乎新加坡华社族群文化政治。因为履新后新加坡形势变化很快，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饶宗颐当初接获聘书时踌躇满志、壮怀激烈的兴奋与他抵达后的落寞、离开时的壮志未酬的挫折感的大背景。然而，无论如何，饶宗颐对新加坡华人金石碑铭研究与古史研究的开拓性重要贡献，功不可没。自其《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一九六九）开风气之先以来，东南亚华人金石研究，无论是陈荆和、陈育崧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九七○），还是傅吾康、陈铁凡的《马来西亚华文碑刻萃编》（三卷，一九八二、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傅吾康的《印尼华文铭刻萃编》（三卷，一九八八、一九九七），或是傅吾康、刘丽芳的《泰国华文铭刻汇编》（一九九八）、张少宽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一九九七）与《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二○一三）、庄钦永的《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铭辑录》（一九九八），以及丁荷生、许源泰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一八一九至一九一一）》（二册，二○一六）等等，几十年来都可以窥见学术一贯的脉络和传承。时过境迁，二○一四年，加拿大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抵新就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位非华人教授兼系主任，正是基于其对福建和东南亚华人庙宇碑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贡献。香港大学嘉誉饶宗颐教授为首位桂冠学人（来源：香港大学）
长期以来，东南亚一直是所谓的边缘地带，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几十年来，由于政治分离隔绝，即使中国学人对东南亚也是陌生，如果不是故意忽视的话。当然，闽粤两省与台港澳地区总是例外，不仅因为长期历史纽带的缘故，也因为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然而，曾几何时，无论是闽粤贫苦移民劳工，还是中国知识精英和青年男女，如同西洋、东洋一样，南洋一直也是他们对外部世界与现代性心仪憧憬向往之地。虽然南洋淘金热早已褪色，然而，永不褪色的始终是南洋热带的异域文化风情和南洋华人的不朽传奇。虽然亚太地区历经沧桑巨变，但是远东的香港和南洋的狮城依然是两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惊人地不同；每个人都会有抵达与离开的时候，然而不同时间、地点的抵达与离开，却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何止是“双城记”的上演。饶宗颐受聘赴新加坡大学与返归香港中文大学的时机都是机遇。无论历史如何巨变，一代通儒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执教的短短五年，都将始终是国际汉学史上中华巨儒投放在南洋的一抹异彩。对饶氏学术人生而言，是这样；对中国与南洋历史互动而言，也是这样；对饶氏学术人生进一步拓展而言，仍是这样。在这种意义上，杨斌博士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我想，在该书修订再版的时日，如果配以一章恢宏大气的饶氏学术人生与饶氏学问述评的导论，该书将更加大放光彩，相信杨斌是有这份功力的。
（《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杨斌著，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二○一八年版）